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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丨吕秀琴：乡村女教师，赶上高考头班车
作者简历
吕秀琴，1955年生于山西省左云县，1982年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从事地方史志的编纂和研究三十余年，参加过20余部市、县、区志书的评审定稿，撰写史志论文、文章一百万余字，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20万字，编撰出版《大同市志》《雁北地区志》《大同年鉴》《大同老照片等地方史籍，出版《大同商贸史话》《大同历史战争》两部专著。退休前为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1977年是个特殊的符号。是一代人命运的拐点，也是国家复兴、社会变革的拐点，让国人能真切感受到的标志。这一年，国家恢复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我有幸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从此，人生出现又一次转折，我和史志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是踏着共和国脚步走过来的一代人，我成长的每一个拐点几乎都赶上了首班车。1955年我出生在左云县管家堡村，那是一座有七百年历史的四四方方的古堡（明代为灭虏堡）。小学六年级还差一年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成天斗私批修，批走资派，砸烂封、资、修，课本就是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把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32K本）背得滚瓜烂熟，记得母亲给我的上衣里缝了一个偌大的兜子，毛主席语录随身带。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女孩子不时兴穿鲜艳的衣服，我把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一件小红花夹袄染成蓝颜色。因为语录背得好，12岁的我被公社选拔参加左云县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一时十里八乡传为美谈。
上初中时赶上教育学制改革，原来的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缩短合并改为七年制学校，只要是贫下中农出身，大队推荐即可升学，我是管家堡七年制学校的首届初中生。那时正逢大学生支援山区农村，我的语文、数学老师都是山西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教学水平一流。可惜，当时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不少学生中途辍学，全班54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剰下21名，农村的女娃更不愿读书，父母要她们早早出嫁，故11名女生能坚持到毕业只有2名。我的父母虽然不识字，但思想开明，希望他们的5个孩子都能有文化，只要愿意上学读书，倾全力支持，我也竭尽所能地帮母亲干家务活，每天学校放学，我背着一个大箩筐出野外拔猪草，那时，学习很轻松，老师不留课外作业，只要按时到校，坚持上课听讲，老师就烧高香啦。
1971年春天，经大队、公社推荐选拔，县教育局审核批准 ，我又成了“文革”期间破鲁中学的首届高中生。
期间还出了一段小插曲。正式开课一星期后，突然接到县教育局电话通知，勒令退学。班主任龚浩兴和代语文课的席里老师叫我去办公室谈话，说有人写告状信，反映你外祖父（或祖父）是地主，被人民政府镇压，究竟咋回事？我惊愕，一脸茫然，待定下神来告诉老师，外祖父是富农成分，1969年患胃病吐血而亡，祖父是贫农，因染上大烟瘾家里一贫如洗，堂祖父是大地主，土改时被民兵乱棍打死。老师听了我的诉说大大松了一口气，说这是旁系亲属，劝我不要急着回家，还有回旋余地。当即给村里拨通长途电话，要父亲去县教育局澄清事实。我父亲虽然是一名老实巴交的农民，但接受党的教育多年（1955年入党），对党抱着十二分的信任，徒步60里赶往县城，找到原县教育局的刘成正副局长，澄清不实之辞，我才得以留下来继续读完高中。
上大学是我多年的夙愿。1973年1月高中毕业后，我回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先在离家七里的小村庄——平川村，教三四年级复式班，两个年级36名学生，语文、算数、体育、图画4门课全揽，一天干下来舌头都是僵的。没过多久，黄土口七年制学校缺初中语文老师，把我调去补缺，学校教室少，六年级和一年级共用一个里外间，关严门也能隐约听得见。没有女宿舍，借住村民的一间旧窑洞，没有玻璃的老式小方孔窗户，裱着厚厚的麻纸，晚上总担心二氧化碳中毒。1974年10月，我被公社抽去当了广播员（兼搞通讯报道，理论宣传，号称八大员之一）。那几年县教育局每年给公社分配工农兵学员的名额选送上大学，我因为社会关系问题，每次政审都占不了先而被淘汰，看见同学、同事被选送上了大学，我羡慕不已，又伤心失望，心想自己这辈子和大学失之交臂。从此，梦断工农兵学员。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举，教育最先迎来改革的春天。是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停止11年的高考制度。那时的我已被左云县委组织部录用为半脱产干部（工分+补贴，每月25元津贴，另加所在户口地30个工分），分配县妇联会当小干事，半年后又抽调到县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下乡蹲点，我和县妇联副主任徐翠梅，小京庄公社妇联主任李富兰3人在小京庄公社麻黄头村蹲点，每天和农民同吃同住劳动，全村一百多户轮流吃派饭，上至60多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童无人不晓，他们都习惯呼我小吕，有的小孩发音不准，呼成了“小女＂。
那时，正是学大寨运动的高潮期，“学大寨，赶大寨，粮食生产达纲要”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从广播到报纸，大会、小会一个口径：“一年不行，二年行不行？三年、四年总行了吧”！数九寒天组织动员青壮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打井、修渠、挖蓄水池，天天干得热火朝天，脑子里想的全是怎么把学大寨运动搞上去。大学梦偶尔还萦绕在脑际。
10月21日突然从有线广播的喇叭里听到国家要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喜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能赶上这趟首班车，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次招生对象面向社会，凡18-30岁以下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及回乡知识青年、复转军人、干部均可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择优报名。我终于有了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当时的工作还不叫铁饭碗，但也算跳出＂农门＂，每月有固定收入。可我不甘心失去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更不想放弃梦寐以求的大学梦，为了圆梦必须赌一把。于是向领导请假20天，匆匆告别日夜战斗的工作队友、房东和村民，回县城复习，准备高考。
1977年高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从1966年以来的13届考生同场比试，竞争之激烈不用言表，且复习时间短，从报名到考试40天时间。我扔开书本五年，数理化的知识大部分都还给老师，从头复习谈何容易。最令人难忘的是，当年初中教我语文的米钺老师，积极支持鼓励我参加这次高考，记得米老师最小的弟弟米夺（考取中专）也报了名，他发挥自己的人脉关系四处寻找复习资料，搞到一些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复习资料，我夜以继日，在县委机关的宿舍里重温大学梦，埋头复习三个星期。当年22岁的我正值青葱年盛，记忆力强，复习事半功倍。
填报志愿时我最大的理想是报考医学院，因为母亲为病痛折磨多年，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如能学得医术，救死扶伤，为像母亲一样的病患者解除病痛，岂不人生一大快事！无奈数理化底气不足，权衡之下，选择文科，而历史虽然是冷门，但我从小受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老父喜欢说书，一有空就给我们道三国、说水浒，小时候家里有《白蛇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童话、小人书，我对历史不自觉的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报考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1977年的高考是12月5、6日两天，我和全省千千万万的学子一样满怀激情走进考场。当时还有个小插曲，丢三落四的我把准考证忘带了，情急之中看见人群中在县委机关工作的小李，他骑着自行车火速取回才救燃眉之急。幸亏考场在县城西街的左云县中学，距离县委大院不到三里路，没耽误进考场的时间。冥冥之中这次的雪中送炭竟成了天作之合，四年后我俩终成眷属。
那年高考分四科，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考语文、数学、政治、理化；语文考题作文，两道题任选一，一是我为四化做贡献，一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我选了后者。从父亲讲家史入笔：一个阴云密布的晚上，兄妹五人围坐在火炉旁，听父亲讲过去的故事……思路清晰，写得得心应手。史地、政治也答得顺利，记得有一道地理题，从上海乘海轮到伦敦要经过哪些海、洋、海峡、运河？我正好复习了这道题，如数家珍般全部答対。数学只做了代数几个题，自我感觉有十之六七的把握。首届高考题直观明了，不容易跑题，比现在的高考题容易多了，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
这次招生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先初选，再政审、体检。考试结束后，我又马不停蹄投入工作，由于当时信息手段落后，考试结果杳无音讯。
然而，惊喜总会不期而至。1月20日，县委大院的墙上张榜公布初选名单，34名入选者，“吕秀琴＂三个字赫然出现在名单里，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金榜题名后的那种欣喜若狂。这年春节过后，3月3日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消息一经传出，人们奔走相告，有人还不敢相信，说一个乡下来的毛头小女子竟能考上大学，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我怀揣通知书，骑着自行车狂奔60里回到家乡管家堡村，父母及全家人都欣喜万分。我们村是一千多口人的大村，（属公社所在地 ），考上第一个大学生，父老乡亲都为之庆贺，我给村里、给公社增了光。1977年全国报考大专人数570万，录取27.29万人，录取率仅为4.7％，而本科录取率是2.2％。左云全县达大专、本科线34人，最后录取18人，更是凤毛麟角。而芮城仅一个陌南公社考入大专以上学生一百多人，晋南晋北文化悬殊如此之大。
是年，左云县被山西大学录取6人，郭秀峰考入化学系，顾青昕考入中文系，马宏仕考入艺术系，冯志成考入物理系，我和杜桂平考入历史系。
1978年3月，我告别父母，告别生于斯长于斯的古堡，也肩负着一代人的殷切期望，一路辗转先到县城，再转乘大同，那时交通不便，县城到大同每天只有一趟汽车，一票难求，遇雨天道路泥泞不发车，幸得郭秀峰表哥托人帮忙买到两张车票。到了大同汽车站，我们扛着偌大的行李卷去火车站办好去太原的托运手续。大同去太原火车票6元，乘一夜硬座，那时还不晓得有卧铺，能坐火车已经很奢侈了。在太原站有拉着横幅迎接新生入学的同学，把我们送上一辆大轿车，一路风尘仆仆，终于踏进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山西大学。
光阴荏苒，40年弹指一挥间。我的母校、我的班，我的老师、同学时常浮现在脑际，学校门前矗立的雄伟高大的毛主席塑像仍然历历在目。校门南侧有二条丁字形的柏油马路可环行整个校园，教学主楼、图书馆楼坐东朝西，马路两侧整齐排列着10多栋学生宿舍楼，6号是历史系男生宿舍楼，女生多集中住9号楼，隔着窗户望体育场尽收眼底，马路对面即是餐厅。
那时的餐厅没有餐桌，需要时也能做大礼堂开会、放电影，又能演出，每人提一小马扎，可容千余人。每到饭点，同学们在窗口排队打饭，有两三样饭菜可供选择，女生大都在宿舍用餐。令人垂涎的西红柿鸡蛋豆腐打卤面最为抢手。
校园西南侧的行政办公楼是学校的首脑机关，后勤处在体育场东面的一排平房办公，东北角是教工家属区。出学校南门则是物理系、数学系、艺术系楼，还有山西电子原件厂，我托朋友买的春笋牌黑白电视机就是该厂生产组装的第一代电视机。学校最南端的“海南岛＂也有部分家属楼。
山西大学前身为山西大学堂。1902年＂庚子国变＂时以山西教案赔款50万两白银创办，最早分中学专斋、西学专斋，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中西合璧的典范。也是第一所省立高等学府。现在校园内两座雕像即为山西大学的创始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山西巡抚岑春煊。民国初年曾和北京大学、天津北洋大学齐名为第三国立大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是山西大学较辉煌的时期，有文、法、工、医4个学院，18个系和6个专修科，是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各个院系分散流落各地，工学院另立门户，山西大学变成山西师范学院。之后几度重新组建，也仅仅是以基础理论教学和科研为主的师范模式类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到1978我入学时的山西大学有中文、历史、政治、外语、体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9个系，后历史系增设文博专业，中文系增设图书馆专业。1980年政治系改为法律、哲学、政治经济学3个系。
山大历史系当时在国内颇有影响，实力雄厚，可谓人才济济，名师荟萃。同学们最喜欢听罗镇岳老师讲的中国古代史，罗老师是湖南湘谭人，脸庞清瘦，正值盛年，讲课略带湖南口音，满腹经纶，课堂上谈笑风生。
程人乾教授曾留学波兰，是国内知名学者，对东欧史、二战史的研究造诣很深，世界现代史讲得风生水起。我的论文入选参加中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老师的启迪分不开。
任茂棠老师把中国近代史分成六条线、十大块，脉络清晰，史论结合，吃得透、讲得活，课余时间还乐于一一解答同学们的提问。
班主任崔凡芝老师是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她谈吐文雅、落落大方，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要籍，引经据典，讲得清楚透彻。崔老师给我们授课时间最长，和同学关系特别融洽，毕业后我在太原开会，专程去学校看望老师，她已从讲师升为教授。
代哲学课的梁鸿飞老师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讲课时总是双手倒背，踱着方步，胸有成竹，没有一句废话，逻辑性极强，从不照本宣科，把枯燥乏味的辩证唯物主义拎的头头是道。
除主修课外，系里还安排了历史地理、山西地方史籍介绍等选修课。田世英先生通古博今，对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独辟蹊径，听先生讲课如醍醐灌顶，课堂上鸦雀无声，座无虚席。刘永德先生谦和儒雅，一笔浩然，颜体书法在太原市很有名气，先生讲的《山西地方志史籍介绍》成为我后来编修史志的敲门砖。
原历史系主任乔志强先生、老一辈有名望的学者郝树侯、罗元贞、江地，都给我们做过专门讲座。李裕民教授对宋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在国内史学界享有盛誉，他给78级代中国古代史，在我们班只做过一次讲座《宋朝的中央集权与民主》，启迪心智，受益匪浅。毕业后和李裕民老师联系较多，在天镇、左云、广灵、灵丘等县一起评审县志，曾去家里拜访过，进屋那一刻，我惊呆了，哈，顶天立地，环壁皆书，真正理解什么是学富五车，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不慕虚荣，不计案牍之劳，我能30年潜心修志，矢志不渝，受老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
回想当年，77级是最刻苦用功的一届学生，每天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图书馆的自习室更是一座难求，宿舍的同学每天轮流抢占座位。只有在学校停电时，我们躺在床上聊天，聊家事、国事、学校事、天下事，一起憧憬美好的未来，大学生活是一生中最最美好的时光。那时的我们心无旁骛，一心只想着多读书，读好书，把“十年动乱”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我还见缝插针，去中文系旁听杨芝华老师讲授《红楼梦》。
班里有不少同学和我一样是文革期间的初、高中生，课程教材改革的试验品，整天的学工、学农、学军，读书不多，基础文化底子薄，在母校的四年，我们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汲取各方面的知识营养，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我在大学才完整地通读了，历史著述中国的、国外的，古代史、近现代史只要能借到都想涉猎。大学激发了我读书的自觉性，也提升了我的文化素养，分析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与之前截然不同，对以后的人生道路更有了自信。
最令人欣慰的是那时上大学可以享受国家助学金，我家在农村，兄妹五人，母亲常年患病不能下地劳动，全家只有父亲一个能挣工分的劳力，在我入学的第二年，小妹和弟弟相继考上雁北师专和北京中医药大学，鉴于我家的实际困难，班主任和班委会及小组的同学对我格外照顾，评一等助学金，每月除15元伙食费还有4元零花钱，逢寒暑假能给家人带白糖、食油回去。大学四年，生活虽然节俭，但衣食无忧。如果没有国家助学金支助，我和弟弟、妹妹三个人同时上大学，靠我父亲一己之力，家里即使砸锅卖铁也难以读完四年大学，感谢党，感恩时代，感恩母校所赋予的一切。
四年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1980年初，为适应各地考生需求，班长丁东倡议，班委会讨论决定组织全班同学集中20天时间编写《高考历史复习题解》，铅字印刷三万册，每册定价5角，很快售罄，用这笔经费组织同学们暑假去北京实地考察旅游。这一创举在学校、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最令人难忘的是西安专业实习之行。我们不放过火车票三日内有效的便利，一路马不停蹄，先与杨菲、髙平相约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寻根问祖，这里的名胜古迹一一广胜寺自然不放过，三人在广胜寺合影留念，这张弥足珍贵的黑白照片保存至今。然后去临汾一游，住宿朱红勤家，一盘顺山大炕，挤了满满八个人。第二天我又改签侯马，顺道看望当兵的姨表弟，夜宿军营。清早起身赶往火车站，直趋古都西安。
为开源节流，是厉志强同学找熟人联系，全班同学住西安机械学院招待所。先后去临潼看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去咸阳看唐懿德太子墓、唐乾陵，在武则天的无字碑前感慨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有如此先见之明，还实地考察碑林、大雁塔、半坡遗址等，凡有文物古迹的地方都涉猎，可谓不虚此行！
山西洪洞广胜寺留念
此趟西安之行，最惊心动魄的是月夜上华山。那时只知道祖国有三山五岳，但我家门口的北岳恒山也没登过，唯一去过的是大寨的虎头山。听说要去华山，我积极响应。从西安返回途中，我们一行40余人夜宿华山火车站，凌晨3点，顶着星星出发，山路崎岖，身旁便是万丈深渊，借着手电筒的微弱光线艰难前行，一不小心便会万劫不复。清晨6点多，我们一行到达华山脚下的青柯坪，草草吃了些随身携带的干粮，轻装登山。华山五峰奇险无比，过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时，天空下起蒙蒙细雨，幸亏每人带了雨具，山坡又陡又滑，千尺幢坡度70度，自下而上370个台阶，幢壁直立，其间仅容二人上下穿行，许成杰和几位大龄同学望而却步，原路返回。爬上千尺幢顶端有仅容一人的石洞，名曰天井。倘若把井口盖住，通往华山的道路便被堵塞，故称之为“太华咽喉”。
按照常规，游览华山需2至3天的时间，至少在山上住一晚，而我们满打满算一天，当晚必须赶乘回太原的火车。从北峰、中峰到东峰，马不停蹄花了半天的工夫。晌午时分，天气转晴，又登上南峰，途中的景点仅能走马观花，印象最深的鹞子翻身，三面临空，长空栈道犹如吊在千仞绝壁上，足以让我们领略这“天下第一山”的奇险和绝妙！更为有趣的是我们临时选定的队长张广善携女友一路同行，情定华山，一时传为佳话。午后3点，大家吃光全部的干粮准备下山，早已疲惫不堪的我一路跌跌撞撞，两条腿近乎麻木，傍晚7时许，返回华山火车站。记得车站有十几条少腿缺胳膊的长条躺椅，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呼呼大睡。这次月夜上华山的壮举既开阔眼界，又磨练意志，每每回想起来激动不已。
大学四年，其实最忘不掉的是和我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10位女同学。她们的点点滴滴乃至一颦一笑都印在脑际·····
同宿舍的令狐萍，戴着咖啡色方框眼镜，成熟而有书卷气，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入学前是中学英语老师，聪明好学，敢为人先，思维超前，不仅各科成绩优秀，手风琴拉得超级棒。每逢学校或班里有演出活动，总能看见她拉着手风琴如痴如醉的样子。后公派出国留学，现为美国杜鲁门大学教授。对美籍华裔妇女运动史的研究造诣颇深，著作等身，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佼佼者。
多才多艺的徐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家学深厚，博闻强记，擅诗文、通音律，毕业后在太原电力专科学校（山西大学工程学院）任教，60岁退而不休，应聘广州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授大学人文课很受学生青睐。徐方性格活泼开朗，乐于助人，干活时总哼着小曲快乐无比。那时我家里经济困难，为了省钱买了一块白色的确良布，是徐方利用休息日为我裁剪缝制了一件半袖衫，穿了一年后，觉得衣服有些宽大，王秀珍不辞辛苦，特地又为我改瘦，一直穿到毕业都没舍得丢掉，这份同学情谊永久存在心底。
和我同桌四年的段小玲，在女生中年龄最小，写一手好字，天资聪颖，书读得多，家在太原，经常带一些好书给宿舍人分享。小说《第二次握手》是最后轮到我的。小玲性格活泼明朗，长得水灵，一对小酒窝楚楚动人，引众多男同学暗恋，最终被谦谦君子盛北星捷足先登，才子佳人，40年伉俪情深，后定居香港。
我的同窗好友王琳是天津知青，在黑龙江农垦兵团插队四年，是比老三届小五岁的老初三，知性上进，思想敏锐，自信而沉稳，那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透着智慧和坚毅。她为人热情大方，古道热肠，凡同学去天津出差或旅游，她都热情款待。记得在校时，王琳有插队工龄，带薪上学，是令人羡慕的 “单身贵族”，星期天偶尔在寝室做顿美餐，让全宿舍的人大饱口福。毕业后她任职天津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社会的预测和研究，先后承担14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对天津文化、旅游产业的预测、开发和研究成果卓著，退休后仍然发奋工作，用之所长，服务社会，出版专著《从工业遗产保护到文化产业转型研究》《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是研究所为数极少的三级研究员。
潇洒飘逸、满头秀发的朱红勤，临汾人，在家排行老六，同学们习惯称“小陆”，我们班的体育明星。身材高挑修长，1米76个头，脸庞白皙清秀，而有一双钢钳般的手指，扣球掷地有声，每次学校举行大型的体育比赛她都是主力队员，标枪、手榴弹无人能敌，排球更是专业水平。入学前我从来没摸过排球，小陆利用课余时间手把手地训练，我也学会发球，尽管是板凳队员也乐得屁颠屁颠。历史系的女子排球队因朱红勤而打遍全校无敌手，当之无愧朱红勤被选为校排球队的队长兼主攻手，全省高校比赛夺冠后，1980年赴辽宁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排球比赛。小陆不仅是我们班的骄傲，更是山大历史系的骄傲。她以不凡的毅力考取北大研究生，后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浓眉大眼的张爱萍是女生中唯一的党员，淳厚善良，吃苦耐劳，我俩头顶头同睡上铺，她多年养成记日记的好习惯，每天上床第一件事记日记，四年如一日，从她身上我读懂了什么是坚持。爱萍是我们的室长兼楼层的楼长，女生宿舍楼年久失修，下水道经常堵塞，每次溢水她都冲在前面，无怨无悔，为此还专门备了一双雨靴，在她身上闪烁着共产党人公而忘私、坚韧不拔的精神。毕业后从政，走上县级领导岗位。
端庄大方、温温尔雅的宁雪瑞和我睡上、下铺，为人低调谦和，品学皆优，父亲是运城地区专员，从不张扬，她口琴吹得好，忙中偷闲偶尔放飞一下心情，每次从运城捎来的苹果都要分给室友，有福同享。毕业分配时同学们大都想留在省城，而雪瑞以孝为先，为照顾年老多病的母亲分配回运城地方志办公室，兢兢业业、默默奉献，运城市两轮修志(第一次修运城地区简志)，雪瑞功不可没，为青史留名之人。
王秀珍长我3岁，沉稳优雅，举止得体，洞悉人情世故。在家里6个兄妹中排行老大，她对我像大姐姐一样关心体贴。上学前是一位出色的中学教师，职业操守形成她的性格特点，自律敬业，富有爱心，孜孜不倦。毕业后和政治系的王铁选结为伉俪。2018年历史系77级在母校举行入学40年聚会，11位女生回去7人，被男同学戏称为“七朵金花”，我见秀珍依然风姿绰约，容光焕发，便知她生活幸福滋润，家庭事业两不误，在太钢党校任教三十余年，太钢大小官员都尊为王教授。
高平性格率真，做事干练，无欲则刚，一向随性，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文化修养和各种才干融为一身。二组组长陈建平一路穷追不舍，毕业后终于抱得美人归，令同学们羡慕不已。她普通话说得流利，音质甘甜醇厚，悦耳动听，喜欢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毕业时，“以父母在不远游”的初心分配回运城师专，老母病故后才调回太原电力专科学校（山西大学工程学院）任教。退休后游历祖国名山大川，白山黑水、苗寨侗乡、莫高石窟都有她的足迹，同学们送其雅号“高霞客”。
杨菲来自运城永济，14岁已是电机厂的磨床工，年龄虽小工龄长，是班里为数很少的带薪上学者。她聪慧过人，勤奋努力，初中肄业进厂当学徒工，又在技校学习两年，没读过高中，直接考上大学，毕业分配省妇联会，从事妇运史研究。杨菲最大的特点是勤于思考，善于把握机会，做事认真踏实，但不墨守成规，自信而不自负，在她身上有一种勇往直前，充满青春活力的劲头儿。上帝总是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2000年山西省公开选拔竞聘厅局级干部，杨菲竞聘的岗位是省文物局副局长，初试入围前三名，面试落选，有趣的是与她同台竞争的对手竟然是同班的李福民和考古班78级的系友。这次虽然未能如愿，但为下一次的竞聘积累了经验。五年后机会来临，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获得省政协教科文委会副主任之岗位。她的这种胜不骄败不馁、锲而不舍的精神令我由衷地钦佩！
我们班79位同学个个都有精彩的人生，他们经历不同，每个人身后有故事，毕业后或从政、经商，或大学教授、律师、记者都有不凡的人生，当另文记述。这里想说的是，有缘便有相逢处。我从雁门关外的穷乡僻壤走出来，有幸成为山大历史系77级的一分子，这是时代的机遇，这一难得的缘分是我一生的资本和精神财富，也是敦促激励我不断学习进步的动力。
人生总有几多遗憾，在大学最遗憾的是没照毕业照。记得1982年元旦邻近毕业之际，左云团县委要举行一次革命化的集体结婚典礼，裕林两次写信催我回去，我左右为难，若不回去影响县里的部署和安排。无奈之下，趁着学校新年放假匆匆赶回县城，走时没敢声张，只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和老乡打了招呼。婚礼在县委机关的大院里举行，有七对青年男女参加，移风易俗，不穿婚纱，每人胸前佩戴一朵大红花，我受委托代表新人即兴发言，最后合影留念。既是革命化，不能讲排场，县委食堂准备了简单的宴席，没有亲属，只有单位同事、朋友前来祝贺，就这样一个别开生面的婚礼把自己嫁了出去。当我急急忙忙赶回学校时，正好错过了班里的毕业照。现在回过头想想，不免滑稽可笑，时代开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82年1月我离开母校，揣一纸派遣证回雁北专署人事局报到，也属专业对口，分配在雁北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从此和史志结下不解之缘，这条板凳一坐即三十年。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各省、市（地）、县普遍掀起编修地方志的热潮。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我又赶上了这趟首班车。我们班分配到地方志的有晋中的王俊山，翟向卫后来调入，运城的宁雪瑞、杨朝军，分在省地方志的有张敏、范中康、李逢春、张燕铭等。杜贵平起初和我分配在一起，1985年2月雁北党史、地方志分家，我分到地方志办公室。
事业草创，步履维艰，一间陋室，两张桌子，真正的三无：无经费，无编制，无设备。那时的修志工作还未被社会认可，时下流行一句顺口溜“党史、县志、统战部，不如开个小卖部”。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我们奔走呼号，四处碰壁，幸得原雁北行署杨凤皋老专员和雁北地委古鸿飞（山大历史系65届）副秘书长的鼎力支持和协助，争取到七个编制、两万元经费，购置了必需的设备及图书资料，工作局面逐步打开。至1992年增加到12个编制，三个内设科室，我从科员逐渐做到科长、副主任。
虽然大学读的历史专业，但编修县志是新的领域，需要从方志的体例、编目、内容及资料的搜集整理从头学起，我一边学，一边整理编写出二万字的《方志编纂知识》。为宣传发动、联系交流工作，创办《雁北今古》刊物，作为史志工作的园地。1993年，雁北地区和大同市合并，《雁北今古》和《大同地方志》合刊为《大同今古》，由于人事更迭和经费等原因，各地史志刊物纷纷停办，唯《大同今古》像山间小草扎根泥土之中，越来越旺盛，在这一微不足道的地方小刊，倾注了我的青春和汗水。刊物先后出刊230余期，一千多万字。1997年获得山西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默默无闻的苦差事，美其名“雕珠琢玉写春秋”，说白了多为她人做嫁衣，一部县志洋洋洒洒上百万字，从篇章结构到语言文字、历史事实都要严格把关。1987年以来，我先后参加了平鲁、应县、怀仁、阳高、天镇、广灵、灵丘、左云、大同、浑源、南郊、新荣等15部县区志及《大同矿务局志》《北岳恒山志》《右玉教育志》《朔县地理志》等8部专业志的评审定稿工作，撰写了9万多字的评审意见。《创新求真，独具匠心——评新编左云县志》一文被中国经济出版社录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一书。
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央、省举行隆重纪念活动。我的论文《从日本战时经济崩溃看日本帝国主义战敗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入选参加中央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每省入选者2至3人，去北京赴会的山西代表有省党史研究室李茂盛、省社会科学院张国良和我3人。住宿京西宾馆，平生第一次参加这种高级别的会，心情无比激动，记得9月3日凌晨6点乘大轿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上午9点正式举行祭奠仪式，一千多人列队站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烈士献礼致哀，气氛庄严肃穆，秩序井然。
下午分小组讨论发言，每人限制不超过15分钟。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和与会代表得到江泽民、李鹏、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此时此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史志工作者的骄傲和自豪，也深切体会到这份荣誉的来之不易。
此后，便越发的不遗余力，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在方志的田野里辛勤耕耘。1993年整理出版《清雍正·朔平府志》，这部64万字的典籍，要一字字、一行行的审校，我在校对审定过程中，发现<人物卷·李完>的记载与《云中郡志》大相径庭，又查阅《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找到错误的根源，是《云中郡志》将浑源雷思的后人雷渊、雷膺张冠李戴，误写为李完之后人李渊、李膺，其实，历史上并无此二人，纯属子乌虚有。以至《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以讹传讹，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浑源雷氏与朔州李氏的纠葛-——<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等史籍有关李完后人记载失误辨析》，被《沧桑》（1993年第3期）刊用。这一历史事实的辨误虽微不足道，但我从中体会到枯燥乏味的地方志大有学问可做。1996年该书由东方出版社重印出版，并获得1997年山西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
与此同时，我们编纂的另一部大型书籍《大同年鉴》（1994-1995）也获得山西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虽然工作十分艰辛，经常加班加点，被好多人讥讽、不理解，但自觉甘之如饴。期间，我的方志论文《城市志编写中的通病》《浅议工业志的编写》分别参加华北地区五省市城市志研讨会，并被《沧桑》及《河北地方志》刊用。《日军对大同煤炭资源的掠夺》一文八千余字在山西《党史文汇》登载,。2003年应邀为三晋文化研究会丛书撰写的《大同历代战争》《大同商贸史话》两本小册子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洋洋洒洒三百万字的《大同市志》出版问世，这部上、中、下三册的大部头书耗费了我十年的心血和汗水，也是志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晶。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上帝最钟爱真情，也最为公正，对那些执著某一领域且无怨无悔奉献的人们，总会给以眷顾，由于我的不懈努力，多次获得省市各级修志部门的奖励，1991至2015年三次被评为全省修志先进工作者，2000年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三等功荣誉。
2007年，已迈入天命之年的我，又受命一项艰巨的任务，重新组织编写中断14年的《雁北地区志》。由于行政建制的变动，原雁北地区和大同市于1993年合并，雁北地区的名字从此在山西的地图上消失，作为一代志人，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载入史册。但时间过去十多年，物是人非，几次撤并搬迁，资料散失殆尽，非花大力气、下大决心难以完成。我重新拟提纲、定篇目，广征博采，拾遗补缺，历八个寒暑，三易其稿，终成卷帙，凡25章、139节、260万字。这部志书一波三折，前后历六届政府，两任主编，承载着两代人的心血和智慧，于2015年得以问世，也是我在退休之年交的一份满意的答卷。
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不经意间我们都在渐老的路上，深深镌刻着时代烙印的77级人，我们无愧于时代，更无愧于人生！山西大学也历经坎坷以一个百廿年老校跻身于全国双一流大学，我为母校骄傲、自豪！在庆祝山西大学120年华诞之际，仅以此文作为—份拳拳之心献给辛勤培育我的母校，献给我尊敬的老师和情谊深厚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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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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